专访《蓝色骨头》崔健:记者收红包是体制堕落

  大多数时候,我们见到的崔健都是以“中国摇滚教父”的身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音乐节上,每当崔健登场,总能引起台下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在音乐界,他不仅作为一个中国新文化的代表存在,更是无数摇滚青年的精神领袖。然而崔健要的显然不仅止于此,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八届罗马电影节上,崔健凭借其导演作品《蓝色骨头》斩获了“评委会特别奖”,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崔健以一个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

  在等待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崔健正在媒体中心接受四家国外媒体的采访,他不但用流利的英文与外媒记者对谈,还为影片的女主角倪虹洁做着翻译。一时间,崔健的“摇滚老炮儿”的形象忽然变得“高大上”了起来——他以导演、编剧、音乐创作的多重身份来参加罗马电影节,还柔韧有余的招呼着海外媒体,虽然8年没出新专辑,但完全是个国际大牌的节奏。而此次大胆的跨界尝试,也绝不仅仅是“来电影圈撒点野”那么简单。这一次,崔健带着一个庞大的关于电影、关于音乐的”宏伟蓝图”回归,而《蓝色骨头》只是“新长征路上”的第一步。

  倪虹洁在《蓝色骨头》中颠覆形象扮演被首长儿子看中而进入文工团的叛逆女青年

  就像是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鲍勃·迪伦一般,崔健代表的早已不仅是前卫音乐的探路者,更是勇于打破传统观念,揭露社会阴暗面,同时又坚持传播着正能量的文化代表人物。在他的电影《蓝色骨头》中,有对“特权阶级”的影射,也有对同性情感的同情和对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鼓励和呼吁。而这一系列的敏感内容,也在崔健的精巧布置下,躲过了电影审查,拿到了龙标。用崔健的话说:“电影局的人其实很好,只要主题是积极向上的东西,他们也不会过多挑剔。”对于一个常在公众面前“撂狠话”、还是跨音乐界来拍电影的人来说,崔健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这道“枷锁”的适应能力,很值得那些每天在抱怨电影局的人学习。就像好莱坞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的“懂得在审查制度的镣铐下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品位”,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电影人该具有的素质。

  腾讯娱乐:影片中倪虹洁的角色,在70年代就有人送她随身听,还给她60年代的老摇滚听,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感觉这很不可思议啊。

  崔健:真实的故事你们看出来了吗?他其实就是一个部队领导的儿子选妃的故事,她其实就是个被选中的妃子。我电影里也说了嘛,她就是“被选中”的人。

  腾讯娱乐:说实话这个情节在电影中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我看之前的相关报道中说,这是影射的儿子林立果选妃的故事?可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点啊。是为了过审所以处理的这么模糊吗?

  崔健:对,的这个东西是审查的一个难点,还有电影里的同性恋也是个难点,裸体也是难点,床上戏。

  崔健: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应该说是我看到的一些场面而已,但是没有我的故事在里面。如果有的话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我从小见过的那个阿姨,就是我爸爸的同事,她是个四川人,所以我把故事的发生地设在了重庆。某种程度上要还原一下历史。

  腾讯娱乐:如果说是您小时候看到的东西,那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那时候的部队真的有那么开放吗?而且鞋都从国外订制,条件也太好了吧?

  崔健:哎哟,这都是真的,我告诉你吧,部队文化其实特别自由特别开放,可好玩了,我这都还没有特别表现呢。

  崔健:真的会这样,而且特别开放特别好玩的一帮人,真是。你要没有亲身经历部队的那种生活,你真的是很难理解,而且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真的是那样,真的是那么好玩的一帮孩子,真的是在阳光下,真的是一帮阳光人,不管怎么样,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者的后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打下江山的第一代子弟嘛,他们的心里骄傲的东西,后边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而且是相反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我倒霉,怎么生活在这个年代了,但是那时候的孩子真觉得自己是幸福。

  腾讯娱乐:所以“同性恋”的故事也是您小时候看到的吗?我感觉您不太像会想出这种情节的人。

  崔健:我文工团长大的,经常看到,能够看得出,真钱扑克!当时小时候不理解,他们两个人怎么那么好,后来就明白了。

  腾讯娱乐:的事,还有同性恋的事,都挺敏感的,但是我们看到片子已经有龙标了,这些都是怎么过审的?

  崔健:我们的审查是比一般的片子长了一点,但是最后还是拿下来了,后来我觉得他们(电影局)特别通融,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像他们所担心的,这个东西如果是那样一部电影就算了,没法演了。

  然后我们修改也没有那么多,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东西,实际我们追求的东西就是我们勇敢地面对它,我们真实地表达他,能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热情,我们对这个社会责任的热情,他们也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被浪费掉,他们也会去珍惜我们努力工作,不拍武侠片,中国的文艺家多点机会,我们不拍武侠片,不拍传统片,不拍古装戏,给年轻的艺术素材的导演提供一些机会,要不然他们也没别的东西可拍,而且我们觉得我们拍好了拍成功了,也是给中国人争光,给中国年轻人争光,确实让全世界的人对中国年轻人产生关注,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会看到。

  腾讯娱乐:可我感觉您的有些台词也挺猛的,比如说那句“我不明白为什么生在那个时代却不能谈论那个时代”。

  崔健:本来就是啊,因为你看网络上都是可以谈论的,但是商业电影不能谈论,这些东西确实是大实话。

  《蓝色骨头》中,有非常令媒体从业者汗颜的一幕,就是对记者收红包现象的影射。尽管在采访中,崔健一再表示并没有想要伤害记者们,只是为了剧情需要。在电影中,这个段落以记者们被音乐感动纷纷交还“车马费”告终,而在现实中,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却是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这样的事件。这也是中国记者问题第一次被赤裸裸的在大银幕上呈现,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这个段落在电影中实现的水平如何,仅从影片内容本身来说,《蓝色骨头》确实有能引起反思的能力。

  腾讯娱乐:拿红包的这个情节给刚才看片的所有中国记者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您明知道要接受记者采访,还安排一骂记者的情节?(笑)

  崔健:(笑)这是我们电影情节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现实给男主角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素材是真实的,这是文学上的需要。男主角这个形象,确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东西批判,你这样理解也罢,或者那样理解也罢,确实这孩子太傻,这孩子基本常识都不了解,你搞什么音乐,还管记者要钱去,这孩子不是欠揍吗?这是他性格需要嘛。

  腾讯娱乐:但我还是觉得您是故意的。因为您自己肯定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肯定特别看不惯。

  崔健:对啊!我都是跟他们说你们给红包我不来,后来他们还是给,偷偷给,背着我给,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提,一直在提,但我觉得没用,没有意义,因为不是记者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腾讯娱乐:体制问题就是说,其实记者收红包都是被那些要收买记者的人给惯出来的是吗?

  崔健:你这么想,当你看报纸的时候你愿意对方拿红包写东西吗?记者拿红包,做生意拿红包,大夫拿红包,这都是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是体制的堕落。

  崔健:对,这个东西,我明白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我是在故意伤害这个群体。这恰恰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一个现象。

  腾讯娱乐:您的电影中很多地方谈到了年轻人的理想,其实记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也是有理想的,但是环境如此,或者他的理想在别处,他的职业是记者,所以他为了理想就会去干一些这样的事呢?

  崔健:对。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要拍他嘛,你把这公之于众,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谈论,但是你仔细想想,还有更多的人受伤害。比如说你真正想看到真实报道的时候你看不到。这变成了所有人都在错位的事。

  中国的记者比国外的记者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优待,他可以忙着抢红包,追着他走。国外的记者可能的事儿吗?但是中国记者的工资,基本工资低,不靠这个挣外快到哪儿挣?国外的记者工资高,一旦有了这个位置,就进入到这个位置,就要写这个真实的东西,靠写作能力而去工作。你说你有别的理想,那我认为有理想就应该去做那件理想中的事,干嘛要用这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崔健:我上个月还做了一个舞蹈剧,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一部舞蹈剧来,可能就是一个水漂,放一场就完了,就在国家剧院演了一场,我一个人用30天的时间做一个舞蹈剧,我个人特别享受那个过程,而且我自己像演出一样,没有任何回报,像我自己主演一样,每天都去看,我看到的是一群青年,像宗教般的一种投入艺术事业,累多了,上个脚手架,都比他们累,但是人家心甘情愿去演,费尽心思,而且工资非常低。真感动,我真的喜欢,我看了那个我就觉得摇滚乐需要被批判了,摇滚乐太腐败了,一帮人抽烟喝酒吸毒泡妞,每天排一个小时练就觉得累,没法比。

  我就看到生命的一种,后来我就发现这就是非政治、非商业的一种精神状态,能提高到巨大的人类状况能量的时候,太美了。我说我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年轻人,我们周围都是,我从来不去卡拉OK,后来那天晚上庆功宴他们剧组非要拉我去歌厅,我说走,特别特别开心看到那帮年轻人,那才是年轻人的感觉,朝气蓬勃,完了投入地工作,那种劲,我觉得我们下一代都应该是这种状态才对。像挣钱的事那是努力工作应该挣钱的结果,应该的事,理所应当的事儿,这种荣誉感,我想说的是这个。

  崔健:我觉得现在音乐节越来越多,大家都能解决一些糊口的问题,而且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糊口的问题了,生活品质在提高,广告也在增多,结果等摇滚乐的市场上来了,演出机会上来了,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吧,结果我就发现好多年轻人,乐队里面在没有成功的时候有特别多的话要说,后来他们发现一旦成功了之后,突然发现哑口无言了,或者说他们说的东西过去都说过了,甚至还不如过去说的好,没啥可说的了。或者说有的乐手,感觉到我这首歌赚钱了,这首歌火了,就延续着这个风格,继续写同样的歌。就像跟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再写《一块红布》、《花房姑娘》、《一无所有》?我就想,那我写完歌那时候我干吗?所以我就想躲开这些歌了。

  我觉得,我们不是承受不了痛苦的民族,而是承受不了荣誉的民族,每个人都贪荣誉无限,就真的是贪婪,贪得无厌,对荣誉的贪得无厌,视那些荣誉为生命就完了。后来我就发现,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会从宗教眼光看,从文艺复兴以后,说我们没有上帝了以后,当然我不是一个宗教者,我不是一个信徒,我可能是一个基督迷但我不是基督徒,我会发现很多人在承受不了荣誉的时候才会变得腐败,并不是承受不了痛苦,他们觉得自己荣誉越多越好,出现了独裁者,一系列的事情,包括贪污腐败,制定腐败制度的人没有能力改变又不让别人去改变的一帮人,我们的体制就是这样,他们自己的这种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了在十字路口,他们不允许外人批判,只允许自己批判,他们自己调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矛盾,所以我们艺术家就有这个责任站出来,告诉你们,你们在浪费的是人类的能量,你们没有给任何人争光,这个时候没有意义,你的生命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在面临你的延续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愧对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我就发现自己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就必须得经常反思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愧对未来生命的延续,后来发现我们的系统教育都鼓励的是我们对前人负责任,对我们延续没有责任,我们是被扭曲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恐怖的,所以艺术家有大量的事儿要去做,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有大量的冒险要去做。

  腾讯娱乐:那您个人也经历过从一无所有到一夜爆红的过程,是什么让您有了今天这样的想法?

  崔健:我的转变过程很平淡的,不像我电影中的人一样经历文革的风雨,我就是顺顺当当的过来了,我25岁出名,所有人见了我都要求我给签字,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娇生惯养了,甚至自己都不会炒菜,甚至都不会开车门了,那时候都像我这样的人出现过,觉得是很无聊的状态,所以我自己在挑战自己的过程中也是在甩掉自己包袱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当我每次挑战的时候,包里的东西有可能就砸自己腿我上了,砸就砸了,没关系。

  腾讯娱乐:那您觉得现在的这种演出市场环境,对摇滚乐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崔健: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有利有害这个概念,这就是自己选择,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大,反正自己走什么样的路,最终的表现,走完这一过程你才能下定义,你现在过早地告诉他们你应该走什么路,谁也没有想到。

  比起《中国合伙人》、《致青春》等今年的诸多青春题材电影,《蓝色骨头》这部青春片探讨的话题不再局限于梦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而更多的是想要激发现代年轻人学会独立思考,找到人生的意义。崔健很反对那些把买房子和养父母都当压力的年轻人,他说:“不要拿这些事当作你失去理想,失去灵魂的理由,也许你该先去问问你的父母是否需要你养?”

  腾讯娱乐:您之前访谈里边也提到,您做的音乐也好,说您拍电影也好,都是看待当代的年轻人想到当年的自己,您想通过这样一部片子传达给现代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你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

  崔健:其实我们这个年代,如果你想区别于上一代,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的原因,一个就是恐惧的原因。一个商业原因做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时尚的,我觉得时尚是一种消费,真钱棋牌或者说是一种传播,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很简单,所以我认为更多的人是不敢谈论年代和年代之间隔阂的,我这个人是恐惧,所以最后的旁边里边写的很清楚了:“正是因为他是我父母,所以我感到一种恐怖,一种亲切的恐怖”。

  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当你一个人有恐怖的时候,实际上你浪费的资源比你获取到的利益要大了很多,所以我们人很多的潜力是要调动出来的,我们的创作性,我们的爱心和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的机会,都在浪费掉。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该碰到困难,碰到困惑,碰到恐惧,希望也是一样。这个时候西方有大量的艺术家和艺术空间,同时有很多的法律来围绕这些艺术,所以我就发现,他们创造的资源确实是代表了个性,而不代表西方这两个字,西方这两个字已经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作用,人的作用,我们东方人没有创造出这个东西,很遗憾,着急,是因为我们有恐惧还是因为有利益,其实发现我们的利益已经不在话下了,现在中国的演员已经比国外贵了,不是利益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的良心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之外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资源,这个时候你怎么样爱你的生活,爱你的家人,或者爱你的后代,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是我的电影想要让年轻人知道的,他不知道没关系,他没有错,并不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就傻,不是,当你知道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更有意思,因为我认为我相信一个道理,这道理是比较硬的,人不进则退,你这个人只要不进那你就是在退,你发现你的能量你去创造,你这个民族就是在进步,而我通过这个电影,通过审批,通过我们陆续看到腐败现象,看到周围的,我们至今一无所有的那一方面,当然我们不从故事里面看到,我们仍然发现我们很多电影是不受人尊重的,因为我们没有选举权,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拿起选票。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良心,锻炼我们自己面临困难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我们电影里面也充满了像这种置疑和鼓励,当你碰到问题,其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属于哪个时代,反正眼前这个时代似乎并不接受我”,完了这个时候,徐天抽着烟说,如今给红包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不食人间烟火,而他紧接着又说“一个废物父母的团聚只能带来痛苦的回忆”,如果他真的想他的父母为他骄傲的话,他就应该去面对现实,不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废物,所以他利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出一些机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他的父母,找到他的梦想。是这么一个。

  腾讯娱乐:但我们这代人,似乎全都面临着买房,买车,赡养父母等这样那样的压力,您说要年轻人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像前些天张元刚上映的那部新片《有种》里说的一样,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连爱情,连拥有理想对他们来说都变成一件奢侈品了。

  崔健: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有压力,有经济压力,我会说这跟你父母没有任何矛盾,而且我反过来会支持你,我觉得根本没有矛盾,而且我希望你早点过这关,早点把这关过去,因为你的人生仅有这个东西是不够的,如果仅有一个商业追求这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你全身心地追求,我觉得浪费你的人生。所以你们不要拿这些压力当借口,也许你应该跟父母弄清楚你父母需要你养吗?或者反过来说,我需要你们养吗?把这事应该弄清楚,这件事就过去了,非说不孝之子,不努力,没必要掉进这里边,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电影里或者不是我们更多的能量要投入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很有限,它的空间很小,而这些很容易的,你要成功的话,商业的东西很容易,只要你不要去攀比,只要你不去攀比,这事而容易就做到了,你跟你父母交流就能够解决攀比的问题,你也能解决工资压力的问题,就怕攀比,攀比确实是一个陷阱,因为你永远也,我还想我会不会堵,如果又攀比又堵,那你挣多少钱都不够,因为你总是看别人比你好,那你挣多少钱,那你就掉进这种生活方式里边了。

  因为我们的个性存在,你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即使是重要,它是三分之一的重要,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你是否有你自己的独立性,我认为一个人独不独立,我们的个性都写着,一个人不独立肯定不行,我依靠父母、依靠对方女朋友、依靠对方男朋友,你这人内心里边再有,腰缠万贯,再有子孙满堂,什么兄弟,到时候一样不行,因为你有睡觉的时候,你有做梦的时候,你有自己呆着的时候,你一样看不起自己,你不喜欢自己,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无限大的东西,就是你能够看到你稍微看得高度一点的,到巴塞罗那,你到米兰,那真的就是有好几个教堂,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堂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像一个邮局,每个街区都有邮局,这个邮局通往的是什么?通往上帝,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方式,像一个思想工具一样,我昨天去大教堂,我看到一个人在哭,就在那儿跪着弧,她就没有理由地哭,旁边都在做祈祷,完了那个旅行者是不让进去了,我的朋友不知道,就自己闯进去了,那个人特别生气,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中国人没有。

  他们创造出了确实很多名牌,买包买他们的衣服,这个是再自然不过了,也不难去理解,但是我们中国缺少的东西,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当我们没有恐惧,当我们没有财富压力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中国人没有,瘪了,只要不谈论政治,也不谈论商业成功,我们中国没有别的思想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吗,我希望我的电影里能够开始给年轻人这样一种东西,就是非政治、非物质,你还有独立新生活,你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你将来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完了回答起来我们的现实,我们有多少人相信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自己都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在中国上学,没有人当面去碰撞这些问题,那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办?所以不要说这个东西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是你正在创造的问题,你的下一代就会说跟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样的,他就会说你,真钱牛牛,因为你没有做很多,所以你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你从现在就开始做起,这个东西是非政治、非物质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理性的方式,确实没有,所以说这是我电影创作的东西。

  尽管崔健并没有刻意的要拍文艺片,在《蓝色骨头》的文艺程度还是超过了很多“文艺片导演”,而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偶像,崔健自己也在文艺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他趁倪虹洁抽烟的时候,挖掘了她“痛苦”的一面,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杜可风说:“我平时根本不看电影,我只跟音乐圈的朋友玩”,他和他的文艺朋友们创作了一部诗歌一般的电影,有情怀,也有硬伤。

  《蓝色骨头》在罗马电影节放映后,很多外国媒体都纷纷表示对影片要表达的东西很难看懂。而在场的几家中国媒体记者,也认为电影中很多诗化的旁白,即使是中国人看也要反应一阵子才能想明白。比如说“浪漫是虚假的,孤独才是永恒的,而只有孤独才能穿越时空”等等,对于这样的疑问,崔健并不排斥,而是直接表示“这就是一首诗”,在别人都在追求接地气的年代里,他却要“挖地三尺”找出这个社会的症结。

  腾讯娱乐:电影中很多有冲击力的场面,比如倪虹洁穿着文艺兵的衣服,却听着60年代的摇滚乐,矛盾感很强,但我总觉得这种场面只有我们这些死文青才能看懂,这也会导致您的作品受众面很小,您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崔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再创作出来的,以后剪辑的时候再创作出来的,其实当时有些感觉,写剧本的时候是写不出来的,根本不知道,所以我特别感谢老杜,因为老杜给我大量的,基本上他给我的所有的素材我都用了。

  腾讯娱乐:但是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很多观众会看不太懂您的台词,因为有些台词感觉需要反应一会才能明白。

  腾讯娱乐:对,诗化程度特别强。它又太快,我还没时间思考,情节已经进行了,感觉特别费脑子。

  崔健: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是对的,而且呢,将来可能有中文字幕会帮助你,但是有中文字幕和没中文字幕都一样,你都会觉得有点费劲,因为我自己写的时候费那么多劲你一下就听明白了,我觉得我有点亏了。

  崔健:我是挖地三尺,他们接地气只不过是盖一层楼。做一平房,我是挖地三尺接的地气。我觉得其实一个电影,应该像音乐一样被消费。

  崔健:对,反复听的。像我喜欢的电影,我每年都看一遍《教父》,甚至我可以每年看两次《教父》,我一点都不会,我已经看了十几遍了,我仍然每次看还有感受,我希望我的片子到时候也可以卖给别人,每次看的时候会,他首先要喜欢那个气氛,进入那个气氛以后,他才会感觉到我时空的穿越,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事儿,我愿意看那个人的反应,同时跟我自己、跟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共鸣,我愿意看这样的电影,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电影他们特别特别成功,包括商业电影,我基本上都会花钱买这样的片子,但是真的是让我跟我自己个人沟通的话我反而不愿意去电影院看,我反而愿意买一张碟回家看。实际上这跟市场没关系,电影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其实特惨这个,没办法。

  腾讯娱乐:但您这个电影要火了,影院应该挺高兴的,因为观众得反复买票进去看。

  崔健:不是,买一张票,给他两张,第二次还可以看一次,我想是这样,应该鼓励他看第二次。

  崔健:现在我们在赶这个电影节,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发现一些国际的观众,他们看不明白的一些点,如有可能,我希望还能做一点修改,甚至有一些国内的观众看不懂的地方我也想知道。这点跟做摇滚乐真不一样,摇滚乐,你看不懂,我来告诉你怎么看懂,就听懂,但是要看电影,我觉得还是真的得虚心听他们的意见。

  腾讯娱乐:我觉得看不懂的地方就是那个情节的穿越性有点大,有的地方我也是,看到最后才想明白。

  崔健:04年到现在,其实已经9年了,我拍这个片子是2010年拍的。其实2004年到2011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从剧本,我的第一条剧本大纲是尝试,全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全是一行字一行字,“哗”写出来一大堆,把故事写出来了,我的语言就是一个记忆性的东西,谁谁谁,给编剧看,就启发他,因为我没写过这个剧本,通过这个过程写第一稿,写完第二稿,写完第三稿,到了写最后拍演之前,我们又请了戏剧学院专业的人又写了一稿,差不多我估计得换了20个。

  崔健:有机会还会的,我不会去做一个职业型的导演,我会做完全能够满足我的条件的话就做电影的那种导演。比如说我要有剪辑权,没有剪辑权我肯定不会做,因为我试了,前两部电影都没有剪辑权。

  崔健: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具体计划。我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出自另外一个剧本,叫《给你点颜色》,这里面有另外两个故事的线条,比如说孙宏是个舞蹈演员,他的儿子和陈冬的女儿,他们都会唱这首歌,一个是摇滚版的,一个是流行版的,而且故事也非常惨烈,加上他们父母的故事,因为孙红是同性恋嘛,他有他的友谊,他为什么把这首歌让给他儿子唱,完了陈东,离开了以后,他自己和自己的爱情都没完,完了,他们有孩子,也特别窝囊地过,很多人像陈东这样,老陈东的感觉,自己最后有一天让女儿,女儿是有抑郁症的,女儿就说我要唱歌就唱好歌,唱坏歌我就不唱的,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发现没有比这首歌再好听的了,他女儿就想那我就最后唱一次,然后后面的事我就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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